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也有权监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柄之重，无以复加。
官家把臣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么。”
赵瑗无奈地道：“我说了你今日进宫是来省亲的，你我之间的对答，也不必如君前奏对般慎重，你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就是。”
杨沅干笑一声，暗暗组织着语言，便从“政事得失”入手，谈起了他对大宋冗官弊政的看法。
“政事得失”的讨论，固然也是都察院的职责之一，但现在赵瑗问的，显然是他去了都察院之后，打算重点做些什么。
所以这时直接谈起朝政弊政，明显是答不对题了。
可是奇怪的是，赵瑗不仅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反而轻轻颔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要谈到冗官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
很多人谈到某一种现象或某一种结局，就喜欢把他找到的唯一原因，当成造成这一后果的唯一原因。
其实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只是造成一种现象的诸多原因中，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
就说这大宋的“官、职、差遣”，它不是大宋的独创，也不是只有大宋才有。
它之前的汉唐，之后的明清，甚至现当代，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只是宋表现的最为突出，由此产生的冗官现象也最为严重。
这里边有着太多的客观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极小的代价就改朝换代了。
当时周围国家林立，强敌环伺，他也不能用强硬手段解决内部问题，因此对于后周的遗老、功臣、故旧、地方藩镇，只能采取绥靖政策。
利用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他就可以保留这些人的官和职，不至于断了他们的后路，逼他们造反。
同时把关系到财、政、军队的实权拿过来，授予官品低、资历浅，但受他信任的人。
对于失去了职权的后周遗老、功臣故旧、地方藩镇而言，他们虽然没有了干预朝政的权力，却依旧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因此很难铤而走险发起叛乱。
这种不杀不贬、授官笼络政策，使得朝野内外“上下相安，始终一意”，从而稳定了政局，巩固了政权。
五代以来，大将拥戴自己的主帅干掉皇帝，然后主帅成为皇帝，自己成为主帅，接着他的部下再拥戴他干掉皇帝，他做皇帝，他的部下再做主帅的魔幻怪圈，让赵匡胤做了皇帝也不心安，。
所以，对于陈桥兵变，拥立他称帝的一班功臣们，他也采用了这种办法，高官厚禄养起来，只要你把实权交出来。
这种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五代乱世代代弑主的乱象，但也由此催生出了一大批闲官。
随着大宋的统治渐趋稳定，大宋朝廷本可以渐渐改变这种现象，但大宋却觉得它是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反而把它发扬光大了。
进士越来越多，没有那么多的空闲职位，不授官或者提高科举门槛儿，就会有人投奔他国？
这不是有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嘛，授个官，发着俸禄，先养起来。
这种解决矛盾的办法，使得朝廷渐渐形成了一种定式思维，甚至已不再局限于官场。
继“冗官”之后又出现“冗兵”，也是因为这种思维。
一旦出现什么天灾人祸，为了避免流民作乱，他们就用了一个最省心的办法，把这些人全都召进军队里养起来。
可是这种兵，很多都是素质极差，军纪败坏，用这种方法，固然解决了地方动荡的可能，却也养出了一支臃肿的，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庞大军队。
冗官多了，冗兵多了，冗费的问题那还用说吗？当然也就多了。
分析完了这个问题，杨沅又讲起了宋、金两国目前的局势。
如果说，主和派之前阻挠朝廷改变国策，不想让大宋太过激进，只是他们老成谋国的原则，本心也是为了大宋。
那么在如今这种有利于大宋的形势下，继续阻挠筹备北伐，显然就是完全基于派系私利了。
收复故土的机会必须要把握准确，太早了不行。
西夏对大宋的牵制问题要解决，让金国与新金先做过一场，消耗它的实力，这也是大宋的计划。
但是当时机到来时，就得能够快、准、狠地采取行动，太晚了就可能错失机会。
那么在此期间，就得把那些为了派系私利，变成国之蠹虫的官员们逐步铲除。
这个过程不能引起金国的警惕，那么都察院就可以起到极好的作用了。
完全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官员的懒政、不作为、贪墨腐败等行为，来把他们解决掉。
这样在金国看来，就是大宋新君登基后对于吏治的一个大整治，完全属于内政了，比较隐蔽。
赵瑗听了，不禁沉吟起来。
他听懂了杨沅的意思，他要把杨沅调去都察院，本也是想让杨沅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他没想到，杨沅比他想要杨沅做的还要激进。
杨沅说的虽然很委婉，他还是察觉到了其中的杀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