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区的户外广告都被人给占据了，而且都是被国营的广告公司给瓜分了。
宁卫民和赵大庆作为广告行业的新手，他们合伙开办的民营广告公司，想要在京城传统闹市区的户外广告牌上分杯羹，时机已然错过了，根本不用想。
不过没关系啊，现在的三环路，虽然已经建成通车，但环路之外还大多荒僻。
在这条路上的机会还是有的是的，而且那都是未来最重要的机会。
宁卫民走之前，就在一份地图上给赵大庆当面圈画了重点地段，从三元桥到双井路段都是第一选择目标，大北窑更是重中之重。
而且他明确的告诉赵大庆，说这些地方围绕使馆区，靠近机场路，以后肯定外国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聚集在这里，变成新的商务区。
如果说自己交给赵大庆的现成广告业务可以让广告公司不至于饿着的话。
那么这些户外广告的新业务才是他们广告公司未来能赚大钱，在京城立住脚的关键。
只要赵大庆把这些个路段的户外广告资源尽可能拿下来，基本上未来十年那就是躺着挣钱的命。
拿下来越多，挣的就越多，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涨租金了。
那赵大庆还不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拼命搂啊？
赵大庆经宁卫民一番指点，茅塞顿开，最先瞄准的两块地方就是大北窑和三元桥。
在这个年代，在户外设立广告牌还没有太复杂的手续。
只要跟京城宣传部门申请报批，获准后再去交管局做个备案，打个招呼就成了。
这两个部门并不难为人。
唯一算得上硬性门槛，让一般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根据市宣传部门规定，京城所有的路牌广告和户外广告，都只能由京城美术公司统一规划和制作。
也就是说，这还是一门被国企垄断的行当。
而且户外广告牌都是固定在角铁焊成的架子上的，这年代也没有喷绘技术，图案全都靠人工去画。
无论是安装工人还是画画的美工，全得高空作业，自然造价不低。
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一块广告牌动辄好几万块的造价而被拦在这个行业之外。
不过有一说一，这对于起步较高，账上趴着一百多万的赵大庆来说反而算是一种好事了。
正是这种资金高占用率的苛刻条件，才让他可以领先大多数人，提前占领相中的地段。
另外，也等于在安全方面把自己的责任排除了大半。
既然是指定的国营企业承建，那么一旦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就不是怪罪到他们的广告公司身上了。
总之，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就在京城大多数经商的人，都在盯着批文和国库券的时候。
1988年的4月2日，在京城的大北窑和三元桥的路口，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已经树立起了一个个高耸入云的铁架子，许多人都误会是什么新式样的电线杆子。
然而当铁皮板一块块的拼接安装上去时，这超高超大的广告牌初现峥嵘，却几乎能把路人们都给吓了一跳，回头率那是百分百啊。
不为别的，就因为赵大庆记得宁卫民的吩咐，说他们的广告牌的高度和面积一定要保证三环路高架桥上也能清楚的看到才行。
所以他们的“壮举”已经打破了京城当下户外广告高度和面积的记录。
他们的广告牌，比王府井那著名的十块广告牌，和西单一整面的广告墙都要大得多，让人看着就能感觉到自己个体的渺小。
尤其是在此时，还没有太多高楼大厦的三环路上，这种对比就更是显得悬殊，让人感到夸张。
不过话说回来，一下子就申请了这两个地点立交桥路口四个方向二十四块广告牌，造价总计九十六万，也真够赵大庆一受的。
不是他不想把亮马桥那块的户外广告也给办下来，而是真的资金不够用了。
他手里目前留下的钱顶多了，也就够公司开工资，运作半年的了。
所以要想再开疆扩土，赵大庆那就得尽快回笼资金才行。
为了实现这一点，赵大庆不但把宁卫民留给他的媒体资源用上了，约好了几家报社的记者来拍照采访，算是利用社会新闻给自己做个变相的招商广告。
而且他也没忘了身边可用的资源，这不，金坡酒行的沙经理就让他也给叫到安装现场来了。
赵大庆在大北窑的路口死乞白赖非要卖几块广告牌给这个老伙计不可。
“我说老沙啊，你就不能照顾照顾兄弟我啊，你也太不够意思啦。你就不能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我这起步艰难啊……”
“瞧你这话说的，谁不难啊。我也难啊。”
“你难个屁，一瓶酒你卖出去就能挣个千八百的。咱们当初那伙人，现在谁也没你的买卖那么好做。宁总可是把最好的项目给了你。何况我们都知道了，你那公司注册资金可是五百万呢。现在大家所有人里，就你小子本儿最厚。让你拿钱做点广告你跟我唧唧歪歪……”
“哎哟，大庆，你是有所不知啊。宁总给的钱可大都压在货上了。而且不瞒你说，我那公司开业到现在，我虽然卖出去了五百多瓶酒，可